长久以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可是在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国却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模样，在这两个典型的畸形工人国家中，巴黎公社原则被严重违反，官僚们篡取了属于工人的权力，社会主义民主被领袖的“英明”决策所取代，以至于资产阶级一直用苏联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独裁与专制来攻击诋毁马克思主义，让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被畸形工人国家的外表所迷惑，从而对社会主义从心中就产生一种抵触的情绪。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主义，而不是毛主义者口中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也正如马克思所写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中着重强调的，社会主义是没有阶级，没有货币的，国家在这个阶段能够存在的原因只是为了保护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只是国家在消亡中的残余罢了。而斯大林分子与毛主义者疯狂怀念的社会主义时期，似乎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不太一样。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展论战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暴力废止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自然消亡的。可是要保障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消亡的前提是:打碎和砸烂原来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半国家来取代它。而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种种举措确保了国家机关的固化，很好保障了国家无法自然消亡，完美的达到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在阐述的禁忌:不要把国家机器从一批人的手里面转移到另一批人的手里面，而是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不要使得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是建立一个半国家来取代国家机器。
畸形工人国家不仅在理论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重大的歪曲，在发展中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危机。托洛茨基早就表明过，畸形的工人国家只有两种下场，一种是通过工人政治革命使工人重新掌握政权，另一种则是官僚不满足于畸形工人国家的现状，从而自动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尤其是后者）在中国体现的淋漓尽致。
并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极其容易导致一种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民族就无法运作的“民族救世主义”这种民族救世主义极其容易发展成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所提现。
文革时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产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苏联的产品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就连老师教授教科书中的欧姆定律等都会被红卫兵逮捕，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或者“叛国罪”进行批斗。在那斯大林主义横行的十年中，就连internationale（international在中文internationale中被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 )中的international也被改成了国际共产主义。
历史与事实已经证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行不通，存在过的畸形工人国家也都复辟了资本主义，虚伪的谎言在岁月的冲洗中无处遁形，这个世界的工人需要一场不断革命来宣告他们的集体“救赎”。